常言道，事事者，须有理、有力、有节也。盖莫因无谋而定，无谋而起，头尾不能兼顾，或乘兴而来，败兴而去，致使气散志尽，颜面何存矣。故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焉。
近有西夷者，损我国本，毁我国体，辱我国民，阻我火炬，实欲为奥运发难也。国人皆义愤填膺，揭竿而起，口诛笔伐，剥其画皮，夺其亵声。或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联署签名，墨铸威严；或旌旗猎猎，长歌当空，敲山震虎，壮心不已。此一风起云涌，实在长我志气，灭夷威风，扬我国威，丧夷胆魄。令世人皆知，民族尊严，岂容诋毁！
西夷发难者，鼓吹“藏独”，手段卑劣，旷世罕见。其用心险恶，目标明确，虽巧言令色，欲盖弥彰，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辈既知其心，又何必中其奸计，狼子野心，自是昭然天下，尽由狂妄，又能奈我其何？稳定乃国之大器、国之根本，岂能动摇。若不战自乱，经济滑落，反正中洋夷之下怀，彼是求之不得，焉能不窃笑乎？
近日，多有发帖者，曰，五一将至，莫将爱国主义止于言语，要有行动。阅之、再阅之，竟不知其欲以何为也？何为行动乎？莫非招摇过市，摇旗呐喊，身披标志，令市人侧目乎？又莫非驻点集会，口若悬河，阻于某超市购物乎？思之再三，终不得其解矣。
爱者，源于内心，发于肺腑，岂由外力强加乎？然主义，则须奔走呼号，假手外力裹胁之。爱，在于内，在于真，在于恒，在于实，在于无形，勿须假于某形式也。然主义者，多在于外，在于假设，在于阶段，在于环境，在于形式。由此，爱国与主义，实非一致也。爱国，多注重成效，主义，多注重过程；爱国，为最终目的，主义，则非谋定而必有结果，多须环顾左右，求借某一方式也。故“五四”学者适之先生曰，多讲些主意，少谈点主义。
汝之所做，皆为张扬一国之民声，非泄一时一己之私愤也，故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切皆应顺乎国之外交运筹也。外交乃政治解决之根本，既须张显民意，亦须视重结果；既关注于环境、阶段、形式，更关注于国之礼器、关注于长远、关注于各类假设与判断之中。外交，长于有形、无形之交织，长于褚多力量之角斗与博弈；既求纵横捭阖之术，又依仗强厚实力与民心；某一介书生之力，与其将外交视为一个过程，莫若将其当作一个结果。
事者，行为也。欲事者，必当循其道，方可事半功倍也。道者，法律、理智、力量也，三者不可缺其一。古有西楚霸王，力盖拔山兮，然亡于无缚鸡之力腐儒之谋略，皆因逞一时之勇矣。夫，成事者，或曰守道、或曰理性、或曰不以蛊术传道矣。
常有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也，辨是非，解疑惑，识时务，知进退，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不受一铢一钿之诱惑，焉能以讹传讹、以讹治讹，焉能鹬蚌相争，致夷人得利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巨毂之下，焉有完卵，几只螳螂，张牙舞爪，岂能不受粉身碎骨之瘝乎。於呼，国运昌盛，国人幸甚，虽居庙堂之左，亦以一己之绵薄，佐国力之亢胜，若以大雅正之于身，施及黎庶之尚德，天地之际，焉能不惧然顾化，其后不能为也。是以，三思、复三思矣。
谢林君谏果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