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向之与韩愈文曰：“质胜于文者，乃所谓‘以文载道’欤？”人随而诮曰：“汝言谬矣，夫所谓‘文以载道’者，宋周敦颐《周子通书》之所言，文章当立足儒者之道，不可如六朝绮丽之作，非汝所言‘质胜于文’也。”答曰：“韩愈，唐之鸿儒，其文无道则已，有，非儒者之道而何？”且周子之言有言非儒者之道不可载乎？然则农医百工之道，不可以文字传乎？”人复应之曰：“如周子言，文不可无道，道为本而文为末，故务道为是，务文为非。汝朝朝言文，愚之大者也。”答曰：“诺，吾将试言之，惟有识者裁其罪。”

揣夫文之与道，若人之二足，病其一则跛，病其二则瘫。延医而调之，则曰：“愈其左，无顾其右。”为不可也。又曰：“愈其右，无顾其左。”亦不可也。自民国洎今，百有余年，欲治者徒务民主法制，闻儒者孔孟则嗤之；欲文者皆学白话俚语，闻古文辞赋则鄙之，乃文道俱废，天下陷溺，圣贤虽起，朝夕难尽复之。欲求文道，愈其一则为幸矣，而曰务道而轻文，惑不甚乎？“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则道虽起，不文则顷刻废矣。而文起，道岂远乎？“善人为邦百年，然后可以胜残去杀，”此知陶化之功，难求于须臾。盖文易得而道难求，不待智者而后知。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以孔子为师，未道者尚二千有余，而世无孔子，能道者几何？终身未道，乃终身不能为文乎？道不复滋，而文亦不可复起乎？朝朝言文，不为不求道；朝朝言道，不为不修文，先后而已，何有是非之别？古今异时，宋、共和异势，昔时文风蔚盛，故抑文而弘道；今文道俱颓，犹抱周子之言弗释，非明智之行也。

人复难之曰：“汝诵孟子，言论语，又曰古今异时，宋、共和异势，周子之言弗恃于今，孔孟之道独可复用于今乎？此矛盾之说，不可两全也。”答曰：“前人之言用与不用，惟在适与不适。孔孟之要，大抵归于仁义孝悌。其言虽有乖于时，其道万古不易。今之学儒，岂欲尽效九经之言行之于今？务为仁义而已。仁义孝悌之于心，如耳目四肢之于身，弗可暂去。今人之所为，居心可不仁乎？行事可不义乎？事父母可不孝乎？于兄长可不悌乎？于国家可不忠乎？若可，则儒学当绝，而吾言为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