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1   古今

韩子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天下大水，鲧、禹决渎。桀、纣暴乱，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汤、武征伐。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附者曰：“道德仁义之意，莫不因时而异。故老氏之仁义，非孔孟之仁义，魏晋之心性，非宋明之心性，古之词非今之词也，而轻儇鲁钝之人常诵之， 取古之规，度今之方，居今之世，行古之法，乃愚夫读书，枉存仁义之道。”

论曰：“古异于今，今变于古，世皆以为然，然去古之道，恃今之法，其可以堪济乎？此不熟虑之言也。楚欲兴霸，徐强其国，以徐量楚，不亡何待？纣不灭周，是其智不及，非时有异也。向使偃王不务仁义而强其国，荆文能勿攻乎？故徐非亡于仁义，亡于国强也。以偃王为非，则所以强国之道，皆当弃不用也。且有不仁不义而为秦楚亡者，此又当何鉴？仁义果能亡人之国，行之则亡，不行亦亡，行之犹益百姓。今中国非小国，以为古与今同，行之可以国强；以为古与今异，行之不致国亡，行之何疑？有巢、大禹、汤武之圣，必不以其能构木决渎，虽不构木决渎，而能解民之难，纾众之困 ，民犹悦而圣之。徒有其法，蔑建其功，人谁美之？此鲧所以殛于羽山。今有黔黎乏居，洪水暴乱，将不效有巢大禹使之安居遂性乎？有效之者，将责以古不用今而止之勿行乎？此虽为人笑，不得不为也。

老氏之仁义，非孔孟之仁义，魏晋之心性，非宋明之心性，知之者莫如孔孟朱王，而孔孟朱王犹言之者，言其自道也，而无损圣贤之名。今人以古之词非今之词，责言仁义心性于今日者，是责孔孟言仁义于春秋，朱王言心性于宋明，而孔孟朱王果不当言乎？且今人所言仁义，犹与孔孟同也。勤劳敬爱孝顺聪明勇敢睿智美善渊博普泽博爱，凡人之至行，悉出于上世之教诲，尽当讳而弗言乎？此乃乱教化之语也。

昔者舜禅禹，禹禅益，而民心归启，乃践王祚，是民主而立也。禅让之法四千余年，西方民主之制四百余年，今犹有行者，台湾用繁体字者两千余万，岂用者尽愚，不用着尽智？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今人不废乐；作韶舞，今人不废舞，何也？感于心，舒于身，不与古人异。量敌之多寡，度地之险隘，日馈糗粮，辎重勿绝，三代之用兵，不外此也。《孙子兵法》作于上古，列国重译而书，陈于军校，强如欧美，弱如非洲，皆令其子弟瞻奉习之。《黄帝内经》，黄帝之医书， 《金匮要略》，东汉之医方，今人犹取之，生人肉骨，济人无数，西医有不如。碗盏杯箸，刀俎案几，皆出于古也。深则厉，浅则揭，梁则行，舟则渡，今人岂异此哉？揭厉之法，渔网之设，俱载于《诗经》，不晚于仁义，今人犹用之。

颜柳之书，吴道子之画，今书家画工，竞相临摹，以近之为荣。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至今尚为称誉，崇古人之勤，不当轻古人之法。事出于往古而尽去，则是丝桐秦筝，不陈于前；广陵之曲，不奏于庭；宫廷之舞，不蹈于台；藤木之椅，不列于室；景德之瓷，不置于家；汉服黼黻，不着于体；冠冕绚履，不加于身；胭脂朱红，不傅于面；金玉之饰，不佩于人；指南之针，不持于野；铜铁之器，不用于俗；参茸之药，不入于口；亭榭楼阁，不筑于郊；贺生吊死，不行于世；虎贲之师，不备于国；浣衣濯纱，不曝于日；垂纶投竿，不钓于滨，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州之纸，端州之砚，尽委而投诸沟壑。耶稣距今两千余年，释迦摩尼距今两千五百余年，与孔孟相仿佛。佛、基督之言恍惚而难察，矫诞而寡信，颂者美之曰人文科学，极巧辞为之饰；仁义昭明而易知，深著而旨晰，诋者日擿其说，九诘犹以为少，所谓“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此人之所避，而所行实合之。

孙中山，南隅之布衣，锐身访道以游海内，务推国于鸿熙，中国闻风慕悦，不令而从者国之半，乃以仁义得社稷者，百年之事；卡扎菲，西夷之人牧，暴虐忍毒，草芥其民，与幽厉角高下，卒为人毙，乃无仁义失社稷者，不过五年。若犹以为远，山东徐玉玉为人所欺，尽诒其学费，致其猝死，；云南某生，亦为人诒学费，自决而亡，旬月间事。如盗劫刑拘，凶杀奸淫，何月无有。世果无不仁不义而可以仁义导正之徒乎？上世以为久远而迂阔，迩者漫然不思其咎，仁义之论非忤于时，忽于人心也。

喜则笑，悲则泣，出于性也，万年不变是道，仁义岂与此异？大奸巨恶亦有所不忍。电灯出而照明以烛，汽车出而远行以马，此所谓因循守旧，尚有穷困不能得，不得已而用之。宋襄公与楚人战，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攻半渡，败绩于楚；雷锋景行前贤，躬身蹈义，盛名布于中国，故用不得宜，虽古不行；用之得宜，虽今犹可，但思适不适而已，奚责古不古哉？不揣其情，不量其事，徒以“古不适今”尽否前世之道，则愚不在他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