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文字，寫於5月初。時機不對，沒敢貼。
在中國，最難的事，往往是最簡單的事。譬如說話。
後來看到馬英九希望兩岸“書同文”，呼籲出版物都用正體字，手寫可用簡化字。
有點感慨。
再後來，看到湖北一學生高考寫的“最牛作文”，起首文言文，主體七言詩，102句，還有後記，也是文言文。據說，得了滿分。
心裡堵得慌。
就把這段文字順了順，貼出來。管它哩。
⑴.我學文言曾遭惡意嘲諷
漢民族正在消亡。
中國人一直聊以自慰，說跟自己的祖先一脈相承。
今天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不是一碼事；現在想尋古巴比倫人的後代，有點難；今天的印度人，跟古印度人也不是一碼事；惟獨中國人，煌煌五千年，一根線，從古拉到今。這沒錯。
但問題是，你朝以後看了沒？
先講我幼時的一段經歷。
那年，我讀初一。母親的病已治癒無望，父親就把她從醫院弄回來，對我說，你向老師請個假吧，多陪你媽幾天，她最疼你了。
我就寫了請假條，托同學捎給老師。
班主任老師，姓石，叫石中根。
我很反感這個人。
少時的反感，僅因為委屈。現在的反感，是一種文化概念。
似乎。
念初一，剛學文言文，覺得有韻味，比白話文更能表達內心。
就情真意切寫了請假條，至今還記得——
[稱呼]：家母病重，醫治日久，然療效甚微。恐大去之期突至，伏維告假數日，端茶奉藥伺母於病榻，以盡人子之孝。望允為謝，順致教安。[落款]
幾天後，母親病逝。
喪事完畢回學校，向石老師報到。他說，去上課吧。
是語文課，石中根教。
他不是一來就講課，而是拿出我的請假條，當眾讀，讀得搖頭晃腦，然後問：有誰聽懂了？舉手！
沒人舉手。
他就哈哈一笑，看著我，說，可笑之至也！
全班大笑。
他說，你不得了哇，知識蠻淵博哇，會寫古文啦，你乾脆寫一首古詩詞算了。
我說，我寫了。
他一愣，說，還真寫了？念我們聽一哈兒來。
我就念——
風淒雲愁/墳前叩首，
別淚瀟瀟泉下淌，
青煙嫋/暗火黃。
憶昔稻香滿田崗，
慈母拄鋤/計兒衣錢糧，
積勞成疾未先知，
四十九/勞殘陽。
我以為會感動他。但他說，生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新時代，怎麼身上一股黴味，盡學些舊社會的腐朽東西，你將來怎嘎能有出息喲。你上課聽講沒，我講得清清楚楚了，魯迅先生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對腐朽的、沒落的封建文化進行無情的批判。你不學好，盡學些封建糟粕；都像你這樣搞，那我們以後每天見面就都說“吃飯了乎”“吃了也”。
全班又大笑。
他又說，你媽死了，你就一點也不傷心？
我低頭，淚流滿面。
他說，你這流的是貓尿，你要是真傷心的話，還能這樣載文？
他轉身對全班說，同學們，寫作文一定要真情實感，怎嘎想的怎嘎寫，不要故作姿態，像他這個樣子搞，一輩子也寫不到個好作文，故弄玄虛，只配笑掉大牙。
整個初中我都不快樂，因為自此總是被人恥笑。
你去屙尿乎？去屙也。
只要看到我，他們就戲謔，然後哈哈大笑。
我不是個記恨的人，但一直無法忘記這個石中根。
後來上大學，讀到五四前後的諸多細節，才懂，石中根的狹隘和無知，源於這個民族的集體偏執。
一個孩子有了古文情結，為什麼要那麼粗暴地扼制？
⑵.是文言大師們要廢掉文言文
五四運動一直被謳歌，愛國、反帝、反封建，云云。
但我總因之而想起文言文。當年的那些國學大師，為什麼要集體廢掉文言文？
那是中華文明遭遇的一次最重大的危機。
不要罵我歷史盲。
我知道，嚷嚷著要廢文言文的，不是五四，是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始自1915年，五四運動起於1919年。
1915年9月，陳獨秀辦雜誌，《新青年》，高舉民主、科學大旗，猛攻封建主義。
還有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等人。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這是中學課本裡就有的內容。
文言文就屬於舊文學。
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說，要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1917年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說，內容也要改，要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
1918年5月，魯迅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成為公認的新文學典範。
但並非《狂人日記》一出，文言文就廢了的。
真正被廢，是後來的事，是五四之後的事。
⑶.到底什麼是文言文
五四以後，文言文徹底被廢。
大白話統治了中國。
雖然如今學生課本裡仍有零星的古文篇目，但我們對文言文的無知，已非常驚人。
石中根當年那樣譏諷我，很多人是認同的；連你可能也認同。
甚至，連我自己也曾認為他是對的。
好好說話不行嗎？
非得那樣之乎者也？
曾讀一笑話，說，秀才夜寐，被一蟲子咬了一口。他彈身坐起，想找到那蟲子，捏死它。卻不知燈在哪兒，就喊老婆：賢妻，速燃銀燈，汝夫為毒蟲所襲。
舊時女人大都沒讀書，聽不懂，說，你說什麼？
他就又說一遍，速燃銀燈，汝夫為毒蟲所襲。
老婆還是聽不懂，不耐煩了，就說，你能說人話嗎？
他才惱怒地說，趕快把燈點燃，蟲把老子咬得疼死球了。
這是個惡搞的段子，現代人瞎編的。
古人不那麼說話。漢“語”與中“文”，走的是兩條線。
文言文是書面語，古白話才是口語。
秀才們寫文章之乎者也，說話仍跟我們一樣，用白話。
所以有必要說說到底什麼是文言文。
按語言學家王力的定義，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後來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是殷商一直到清代我國古代文獻所使用的一種最基本的書面語形式。
是一種非常穩定、成熟的文體。幾千年來，變化不大。
文言文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時期。
最先是孔子。
他用當時的規範語言，對此前的典籍進行整理。這項工作太偉大了。他最早統一了中國的書面語，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共同語和方言、書面語與口語這兩個問題。
打個比方吧。
並不妥貼，但是那個味。
武漢人罵你“苕”，襄樊人罵你“憨子”，隨州人罵你“哈巴水兒”，隨州大洪山人罵你“堆貨”……這4個詞，寫法和讀音都不同，但意思一樣，孔子就把它們歸類整理，統一成一個詞：“傻子”。
你懂了吧。
先秦時代，中國的國太多，什麼魏、晉、秦、楚、齊、韓、趙等等，還有很多巴掌大的小國家，相互之間“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彼此之間，其實就是外語。
但今天你看，整個先秦的百家之作，表述都建立在《詩》《書》《禮》《易》《樂》《春秋》和《論語》的基礎上。
這就是孔子的功勞。
如果他沒搞這事，很多古籍，我們今天只能看天書。
當然，還有秦始皇。
他的“書同文”政策解決了“文字異形”問題。
還有《爾雅》解決了古今詞語問題，《方言》解決了通用語與方言的詞彙問題。
還有司馬遷。
司馬遷使漢語書面語達到高度統一。從他開始，一直到今，漢語各方言之間的差異就只體現在“言語異聲”上了。單從書面語講，全世界沒哪個語言的方言能像漢語這樣高度一致。
中國歷史幾千年，語言變化非常大。唐朝人說話，明朝人肯定聽不懂。但文言文始終保持相近的格式，讓不同語音的使用者，通過筆，能夠溝通和交流。
打個誇張的比方。比方說，唐朝有個人，當年掉進喜馬拉雅山的雪堆裡了，埋了，凍成冰棒了，今天被我們刨出來，慢慢溫化讓他蘇醒。他說話，我們肯定聽不懂，但通過文言文，仍能跟他交流。
再過若干年，就不行了。因為文言文已經被廢，現在我們多少還能懂一點，再以後沒人懂了，我們就只能跟他打哇哇。
這個比方有點誇張，切切實實的例子是，哪天再有什麼新的古文獻被發掘，如果我們看不懂，你憑什麼說那是我們祖先的東東？
這就是形成了民族的文化斷檔。
今天的印度人看不懂古印度文字，所以說他們跟古印度沒有關係。
哪天我們看不懂祖先的文字了，還能說跟自己的祖先一脈相承嗎？
文言文還有它遼遠的國際影響。
20世紀前，除中國外，文言文還被用於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所有正式文書中。
朝鮮人說話咱聽不懂，日本人說話咱聽不懂，越南人說話咱也聽不懂，沒關係，拿筆來，相互寫著讀，就懂了。那時候朝鮮、越南改朝換代，他們的皇上登基，需由中國皇帝冊封，那上面的字，就是文言文。
李鴻章代表清廷跟伊滕博文簽的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中日雙方，用的是同一種文字，文言文。
可惜，五四以後，就沒了。
五四以後，文言文在中國被白話文取代；上面那些國家，就改用他們當地的語言作為書面語。
當時的中國，國力已無法影響世界；但文化還在，那是用槍炮打不死的。
但五四那幫闖將，自裁了咱們國家強大的文化軟實力。
文言文，是為適應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文獻豐富的國家統一語言的要求而產生。那麼，它會遇到問題，也是必然的。
譬如，逐漸與口語脫節。
譬如，逐漸與時代脫節。
口語本來就是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
但這並非五四時才發現。早在東漢，“言”與“文”不一致就已引起注意了。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時令詞彙，這很正常。
遠的不說，隨便舉個今天的例子，“粉絲”，以前的人不懂；以後的人也不會懂。
東漢以後，中國一搞就回到了春秋戰國那樣的支離破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少數民族也時不時入主中原，漢語經歷了一系列波瀾起伏的發展過程。但這期間變化的，都是“言”。
所以，除清代白話小說外（因為時代近），以前的古白話文章，比文言文還難懂，根本就沒法懂。
因為那是“言”，口語化的東西。說那話的人死了，你就只能抓瞎。
在“文”上，東漢以後，文言文在藝術上已經非常純熟。歷經2000多年，一直是漢民族的共同語。
不同時代的“言”難懂，但咱們有一以貫之的“文”，所以問題不大。
我們的民族文化，就是這樣才得以千古傳承的。
如果早幾百上千年爆發了五四運動，廢除文言文，今天我們早就不能稱作漢族了。
⑷.潑掉髒水，連同盆裡的孩子
到清末，國勢衰微。敗因本是政體的腐朽，跟文言文無關。
列強之中，最想把中國滅了的，是日本。
但它並沒想要滅中國的文言文。很多漢字，他們至今還在用。
他們仍然在用咱祖先的東西；而我們，卻丟了。
為什麼我一直說中國人偏執？
那時，中國從曾經的世界之巔跌入谷底，老大帝國的千年弊病暴露無遺，不管西洋鬼子東洋鬼子，經常是一兩百人跑來把我們幾千人攆得到處跑。於是，愛國志士大聲疾呼，要自強、要救亡圖存。他們把目光轉向古代，在他們急紅了的眼中，祖先的任何經典都已不再是榮耀和榜樣，都已一錢不值，所有傳統都要被無情地鞭撻和批判。
文言文也難倖免。
他們要把一盆髒水潑掉，連同盆裡的寶貝孩子。
為什麼我說漢族如果消亡，將自五四開始？
當時一戰剛結束，全球泛民眾化思潮正旺。
既然民主國家把專制國家打得落花流水，那就是民主好，那就凡是民眾用的東西，都是先進的，凡是統治者和知識階層用的東西，都是腐朽的。
雖然當時的思潮非常多，有人主張打倒文言文，有人主張改良文言文，有人主張文白兩存，有人仍要維持文言文，還有人甚至主張，取消漢語……但最終，偏執成了這個民族的主導思想，選擇了錢玄同和陳獨秀，否定了文言文。
還好，不算特別偏執，沒有乾脆取消漢語。
最武斷的人，是瞿秋白。
他主張“絕對白話”，也就是“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出來的大白話”。
魯迅反對他，說他一味地“迎合大眾”。但已晚了，中國已經走上魯迅所批評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的方向了。
⑸.廢掉文言文，動機很無知
五四革命家的政治標準：衡量一切東西，都要看它是否屬於民眾。
看上去令人振奮，這可是民主傾向啊。
真那麼搞，中國怕是早已變成民主國家了。
但時至今日，中國民主了嗎？
中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狡詐，說一套、做另一套。
哪個貪官在事發之前沒高喊過反腐敗？可實際上，他們這邊高喊，一轉身，就去那邊收黑錢。
這樣的事例太多。
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民主只是個幌子。頂著民主的高帽，幹的是獨裁勾當。
無知民眾被忽悠得一愣一愣，被賣了還在幫著數錢。
好了，“衡量一切的標準，是看它是否屬於民眾”，白話文屬於民眾，提倡；文言文不是，推翻。
還有更無知的。
西方比中國強，那就什麼都跟著學。連語言也是。
俄語、英語都有古代、現代之分，漢語就當然也要有。
所以文言文成了古漢語，跟古英語、古俄語、古拉丁文一樣屬“死了的語言”。
照葫蘆畫瓢，這就是我們至今仍崇拜的那些大師們的水準。
我總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一直是很矛盾的。
都認為廢掉文言是正確的，卻又都對大師們的文言素養崇拜得不行。
為什麼一直對他們很崇拜？
因為我們覺得已經無法超越他們。
為什麼無法超越？
沒人思考這個問題。
我來告訴你，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祖先的文化精髓之後，就把中國文化的脈絡給掐了。我們再沒有那樣的學習環境和社會氛圍了。所以，超越他們，已無可能。
他們都已擠上了公共汽車，然後把門一關，讓我們在地上奔跑著去追他們。
怎能追得上？
胡適曾說，古學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的成績表現出來。
廢話，氛圍都讓你們鼓搗沒了，我們上哪兒學去？能表現什麼成績？
讓你在中國人堆裡自學英語，你能去英格蘭跟土生土長的英國佬PK英語？
照搬西方拼音語言的發展史，拿中國的象形文字去依樣畫瓢。
這就是國學大師們當年的救亡水準。
結果，“人活著哩，錢沒了。”
所以，撇開民族文化精髓的擁有，那些國學大師，其實一錢不值。
除了那幾個古字，他們還懂什麼？論思維水準，不一定比咱們強。
⑹.文言文不能被白話文取代
救亡圖存當然是對的。
那是個政治概念。政治概念一旦強化泛化，科學概念、歷史概念就會被偷換。
如今很多人已完全不懂當初文白之爭的實質，以為說文言文仍有價值就是想復古。
文言文沒落，是不顧歷史事實、硬套外國理論的惡果。
文言文被廢，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文言文廢得了嗎？
貌似廢了。其實還頑強地活著，在我們今天的血管裡，依還流有它們的血。雖然濃度在慢慢變淡。
文言文不能被白話文取代，也不可能取代。
譬如，你想形容自己創業艱難，我估計你會寫“我們篳路藍縷，艱苦創業”。
篳路藍縷什麼意思？
架著柴車，穿著破舊衣服。
那你就寫錯了，你應該寫“我們架著柴車，穿著破舊衣服，艱苦創業”。對不對？
還有，那些唐詩宋詞，你是背誦原文、還是背誦翻譯後的白話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又錯了，你應該背成“要想看得更遠一些，我們就要再爬一層樓”。對不對？
古文大家林紓在文白之爭中敗下陣來時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吾輩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可惜，因為民族的集體偏執，怕是再無“能辨之者”了。
很多大師惋惜過。
章太炎說，白話文不能完全捨棄文言。
周汝昌歎，白話文欠缺表現力。
我們不是總說香港沒文化嗎？人家卻說，內地文人的整體文字面貌越來越直白，越來越粗俗，越來越痞氣，失去了純粹、古雅、潔淨、樸素。
的確，尤其在大陸，我們的確沒好好繼承自己的祖先。
推廣白話文，擴大廣義的文化受眾，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是對的。
卻因此廢掉了文言文傳統，直接威脅到文化傳承。就危險了。
世界上惟一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已經發生斷裂。
中國人，正在走出古典文明的燦爛，正在遠離輝煌的古典文學所薰陶出來的優美文筆、高雅談吐以及端莊舉止。
⑺.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不再是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給當時的青年注入了個人主義思想，這很有價值。
因為這確實是老大帝國一直欠缺的東西，也是導致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深層動因。
但五四把它搞變向了，救亡呼聲淹沒了啟蒙呐喊，革命衝動取代了冷靜思索。變得不再是文學風格的轉型，而是一種語言推翻另一種語言的政治暴動。
林紓、吳宓、梅光迪這些古文大家，一直跟人爭論的，是文言與白話到底哪個更適宜于文學表達。不愧是學究，真是可愛。
人家直接要革你“命”了，你還傻不拉嘰拽著人家談文學。
五四之後的新文化運動，已成政治運動。
幹革命，必須有人。
而且人要多，跟打群架似的，越多越好，人多勢眾。
人最多的是哪些？老百姓。
老百姓們沒讀書，愚昧，容易忽悠。
怎麼忽悠？喊口號，說我們是為你們幹革命的，我們代表你們的根本利益。
口號不能用文言文喊，文言文他們聽不懂。
那就大白話。
等只懂大白話的人佔據革命隊伍大多數了，懂文言的就只好跟著也說白話了。
等只懂大白話的人成領導階級了，懂文言的就只有靠邊站了。
最終，大白話取代了知識精英語言，成了統治語言。
⑻.五四“啟蒙民眾”的後果是“鳩占雀巢”
愚昧的民眾是需要啟蒙，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方式，一開始就錯了。
他們丟掉了自己作為知識精英的底線，一味迎合無知大眾。
所以越往後來，越變味。
後來連救亡圖存都不是了，都是在為各自的黨派爭利。
你要啟蒙，就得給他這個民族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
你有知識，你是老師，別忘了。
他們無知，他們是學生，是你要給他們知識。
那就不能讓他們反過來支配你，不能讓“外行領導內行”。
讓一群無知的人什麼都不懂一上來就當家作主，這很可怕。
後來的文革中，狗屁不通的紅衛兵，把學富五車的專家教授拽出來批鬥，是更鮮明的例證。
無知民眾沒讀過書，歷經千年壓迫，他們的貧窮不僅僅是物質上的。
他們仇富，是把富人殺了把錢搶過來自己花；他們仇官，是把官僚殺了自己當官去整別人；他們滿腔仇怨、沒有國家理念，他們不懂建設、只會瞎搞破壞。
這種人再怎麼苦大仇深，也不能作為一個健康國家的主導力量。
農民起義隔幾百年搞一次，中國進步了嗎？
我的兒子，只要不叫他搞學習，他就非常快樂；一叫他去讀書寫字，他就痛苦。
我應該迎合他？跟他一起去玩？去瘋？瘋到他18歲？
貪玩是一個孩子的天性，不是他故意。
但如果讓他就這麼玩下去，就是我失職。
如果我讓他反過來領著我去玩，那就只能表明：我神經了。
啟蒙民眾，不能是迎合。
漢族文化的精英在哪兒，只能在文言文裡。
文言文，是中國的歷史命脈。
孔子當年統一中國書面語，是對那些不能相互通融的典籍進行整理。
注意，是典籍；而非民間哩語。
這就表明，文言文是一種精英語言。
任何一個孩子（除非啞巴）長到兩三歲都會說的那種大白話，是我們作為一種生物的交流工具。
讓它去取代文言文，去負載這個民族的千年文明，不太保險。
更何況，文言文已曆千年，已經爐火純青。
而五四之後的新文化運動，為了反對封建敵人，用喝毒藥解渴那樣的著急方式去啟蒙民眾，不顧原則地自廢武功，讓活得跟動物一樣的可憐民眾，去爆發那種原生態的可怕蠻力，帶給這個民族的，就只能是個可悲的結局。
那不叫“啟蒙”，那叫“打開監獄”。
五四的“啟蒙”，到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滿腹經綸的老師，去教一群頑皮的孩子，卻讓頑皮孩子成了主導，老師居然屁顛屁顛跟著孩子們跑，去一起大白天掏出雞雞屙尿和泥巴，糊牆玩。
⑼.沒有實例證明“民眾可以被啟蒙”
必須校正“啟蒙”的準確含義。
我教我兒子認字，那不叫“啟蒙”，那是教他學用一種工具。
我教我兒子1+1＝2，也不叫“啟蒙”，那是教他掌握一門技能。
因為“蒙”的意思是“無知”，所以“啟蒙”必須跟思想相聯。
能寫很多字，並不表明他有深邃的思想。
掌握再多技能，也可能仍是個愚昧的人。
就像我們當年讀書，有人字詞句等基礎知識非常扎實，寫出來的作文卻仍無見地。
曹雪芹筆下的薛璠，富家子弟，絕對讀過私塾，絕對背過四書五經受過精英教育，卻仍只能寫出“女兒愁，洞房鑽出大馬猴”、“女兒樂，一根雞巴往裡戳”這樣的詩。
這樣的人你怎麼去啟蒙？
你指望這樣的人能領導我們去開闢怎樣的新天地？
古今中外，“啟蒙民眾”一直是個忽悠人的口號。
沒有任何實例可以佐證“民眾是可以被啟蒙的”這一結論。
只有少數才智卓絕的人可以通過良好教育接近真理，大多數平庸之輩面對優秀的思想總是會顯得冥頑不化。哪怕他讀再多書。
精英只能是極少數。
指望4萬萬同胞都變成思想家，是一個災難性的想法。
知識精英敘事可用文言文，說話時用大白話。
無知大眾不管幹什麼，都只能是大白話。
這就是區別。
廢掉了文言文，就把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裹到一塊兒去了。
這個民族就開始了有知與無知的大聚會。
⑽.平庸佔據統治地位，優秀的人就會受傷害
叔本華說：每一次聚會，一旦變得人多勢眾，平庸就會佔據統治地位，優秀的人就會受傷害。
因為每個人都擁有了平等的權利，每個人對任何事情都會提出同等要求，儘管他們的才華參差不齊，但都要求別人承認他們對社會作出了同等貢獻。
這就搞不好。
人人生而平等，只在道義和法律地位上。
現實生活中，人有等級。
在泛民眾化的社會裡，人們只願承認某人在某方面的優勢，不願承認他在精神思想方面的優勢，甚至會抵制這個優勢。
社會對優秀的人約束更多，要求他們對愚昧、無知、反常的人要有沒完沒了的耐性；而愚昧無知的人，總能無所顧忌地要求別人對他原諒，社會也要求你去原諒他。
瘋子殺了人，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下次再殺人，還是免罪。
愚昧的人殺了人，該咋判咋判，人們不太關注。
科學家只罵了一句你他媽的，就事大了，虧你還是教授，這麼沒修養。
所以優秀的人都歷經雕琢，他是社會型的；無知的人可以光屁股上街，沒人說他，他是生物型的。
任何地方，愚昧的人總占多數。所以，“聚會”時優秀的人只能將優秀隱起來。
因為他們優秀，無意中會對愚昧的人構成傷害。
愚昧的人會對他們迎頭還以另一種刻意的傷害。
很多文化，就毀于這種“聚會”。
因為優秀與愚昧一旦混雜，優秀無法呈現優秀本色，反而強迫自己去迎合愚昧而扭曲自己、萎縮自己。
白話文運動，就像是一次這樣的“聚會”。
晚年的陳獨秀和胡適，都認識到了這個嚴重後果。
在健康、合理的社會，知識份子絕對應該是唯一的文化統治階級。
但五四之後的中國不是，從那時起，中國的精神已由無知大眾在把持。
這就是白話文運動帶來的後果。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不只是一種語言類型的勝利，更是一個無知大眾階級的勝利。
無知大眾取得了勝利，知識精英就被趕出了本由他們統治的語言聖殿。
喪失了文化統治地位，知識份子就不再是個獨立的階級，只能變成附屬，這就是後來某領袖說的“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⑾.五四“民主”，因為盲目所以成災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還是一種民主思潮的勝利。
這一點，更是中國的悲哀。
因為五四高喊的“民主”，屬於想當然。
跟對待文言文一樣，他們學外國。外國讓“民”作主，他們也讓“民”作主。
就沒看出來，西方的“民”跟中國的“民”，不是一個概念。
西方的“民”是公民。公民是跟世襲貴族對立的，跟中產階級一個意思。所以西方的民主，是公民當家作主，是作為知識人的中產階級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
中國的“民”，是“愚民”。
中國的政權，從來都對知識份子開放，只要讀了書，不管是舉孝廉還是科舉，通過了，就能躋身統治階級。
世襲制度在中國，早已淡化，哪怕皇族。
劉徹搞“推恩令”後，連開國皇帝的子孫，時間久了也跟平民無異，甚至還差些。
所以，中國的“民”，是跟知識份子對立的，二者是有知與無知的關係。
不要誤會，“愚民”是個相對概念，不是絕對的。你爺爺是文盲，那他就是愚民；你爹讀了書，哪怕才中個秀才，就不是愚民，是知識份子；你生性愚笨，讀不進書，跟你爺爺一樣是文盲，雖然仍可像寄生蟲一樣仗著你爹吃喝嫖賭，但你仍是愚民；你兒子天資聰慧，讀了書，還中了舉，那就不是愚民。
中國的體制，跟西方不一樣。
所以西方的民主，公民當家作主，以知識為後盾，成功了。
民主必須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否則比專制還差些，甚至可怕。
一群愚昧的人在一起，吵吵嚷嚷，互不買帳，能吵出什麼主張來？
直至今天，這個影響還在。
不信你環顧左右，都是什麼樣的人在要求民主？
都是知識階層。
無知大眾不懂民主，他們要麼盲從你，要麼跟你對著幹。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就讓這樣一群愚民有了自由言說的權利。他們人多勢眾，肆無忌憚地發表愚昧見解而不懂得怕天譴，根據自己的低級趣味選擇庸俗的生活方式，並對真正優秀的思想說三道四，甚至對優秀的人殺之而後快。
所以到今天，中國的文字已經不美。
同樣是那幾樣元素，排列組合得好，是金剛石；排列組合得不好，是石墨。還是那樣的一點一橫一撇一捺，但喪失了祖先培育的千年神韻，不美了。
沒有純正精神的文字，如何美得起來？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充分彰顯了“相信群眾”的忽悠張力。
這確實是幾千年來中國的最大忽悠。
我們一直同情“群眾”。每個開國皇帝，都靠忽悠“群眾”把自己抬上龍椅，然後一眨眼就把“群眾”忘了，跟前朝皇帝一樣掐他們。再來個猛男造反，同樣，先忽悠“群眾”跟別人動刀子，然後他再對“群眾”動刀子。
所以張養浩感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跟“愛情不能建立在同情基礎上”一樣，同情歸同情，說正事，咱得論理。
真能“相信群眾”嗎？
理論上，“相信群眾”沒錯。
只是，我們需要分析：相信什麼樣的“群眾”？
⑿.湖北高考“最牛作文”表明文言文確已死亡
現在回說那篇獲得滿分的湖北高考“最牛作文”。
我“堵得慌”，是因為它居然把一大幫語文閱卷老師忽悠得一愣一愣，給了滿分。
單議那篇作文，我的感覺就4個字：很不規範。
網上有古詩詞專家的具體點評，我不重複。你可去百度一下，有人說它該打零分。
我一直沒批評、詆毀、挖苦那個考生。他還是個孩子。
我很贊許他的勇氣，欣賞他對文言文和古詩詞的偏愛。
我的感歎是另一層面，中國當今的語文教師，水準的低劣已是怎樣的驚人。
上周去K歌，我鸚鵡學舌了一個京劇選段。
不知是假意恭維還是真心贊許，滿堂喝彩。
但我並不飄飄然，因為我知道，我那唱的根本就不能稱之為京劇。
我那只是娛樂，跟真正的京劇藝術，毫無關係。
如果哪個戲曲藝術家聽我那樣哼就給我滿分，破格錄我去中央戲劇學院，我要麼懷疑他有毛病，要麼就感歎這門藝術真的已快絕種了。
高考“最牛作文”，表明的就是這個問題。
文言文是真的已快絕種了。
不要以為還有考生那樣寫作文就表明它還有希望。
喪失了醇厚的文化土壤，單個的字詞句，只能長出怪異的變種。
很不規範。
不知明年高考還有沒有考生再寫那樣的文言或古詩詞作文。
如果有，就是個騙子。
跟改革開放之初一樣，只要留個大背頭、穿個花襯衫、憋個廣東話就能冒充港商到處騙錢。
跟外國的小混混一樣，只要金髮碧眼，就能冒充跨國公司總裁，來中國住幾天星級酒店，拿結婚帶出國為誘餌，中國姑娘就爭相去投懷送抱。
跟文懷沙一樣，本是個江湖騙子，編個假年齡、留把白鬍子，就能一直被人尊為國學大師。
這都表明，文言文雖仍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但它已經死去。
當年它不該被廢，但它被廢了。
等文言文徹底沒人再懂，或徹底變成四不像時，文化意義的漢族，就正式消亡。
而這一切，都從五四就已開始。
這是一篇傷逝文字。
我很遺憾而且痛心，我對文言文的深情緬懷，只能用白話文來寫。
跟我身邊人一樣，我對文言文也已不是很懂，古書看得相當吃力。我知道那是流芳千古的燦爛文化，但我讀得興味索然，瞌睡直掉。
上周，我去買《資治通鑒》。繁字版的碼在書櫃的最上格，我仰頭望它，像是瞻仰我故去的祖先的遺容，直到脖子發酸。
躑躅良久，權衡再三，我買了一套白話版的。
我只能買白話版的。
不由感歎，祖先們原汁原味的精妙文字，我已不配能去擁有。
我想說我永遠是他們的後人，但我知道，這已越來越是個生物概念了。
我們與祖先，漸行漸遠。
